与反犹主义不太相同的是，反华主义的基础很难说是种族主义的，否则它就会扩展为针对一切蒙古人种或黄种人的种族歧视，也会因此成为一个众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政治正确”问题。但我们知道，即便是在黄种人之中，也存在反华主义，因为反华主义的基础是现代民族主义。
但与反犹主义相似的是，绝大多数反华主义者并非处心积虑的反华派，他们不过容易被处心积虑的反华主义者进行心理操纵，而成为反华主义的群众。在这种情形下，他们哪怕一生从来没见过一个中国人，甚至弄不清中国到底地处赤道以北还是以南，也会因本地报纸的煽动而成为一个反华主义者。另一方面，正由于他们容易被操纵，因此在某些时候，当报纸舆论转向亲华调子，他们又可能很快丢掉自己的反华主义。
如果反华主义扎根于种族主义，它就会成为一种心理顽念，而不会随着利益的变化而变化。但反华主义所呈现出来的恰恰是一种不稳定状态。
例如，当西方商品旺销于中国而给西方带来丰厚利润时，西方的亲华主义就会压倒反华主义(“中国机遇论”由此兴起)，而当中国商品转而开始占领西方货架时，反华主义就会甚嚣尘上(“中国威胁论”及其古老版本“黄祸论”的兴起)。这和意识形态关系不大，因为意识形态不过是国家利益的合法化表述。没有一个国家会奉行一种对其利益不利的意识形态。
但问题是，反华主义者若想将自己的真实利益动机合法化，使其听上去像是正义的崇高声音，就必须在表述中“超越”国家利益，而诉诸于所谓的普遍原则，从而占领道义制高点，为此就必须从道义上抹黑自己的竞争者。战略家制订“遏制中国”计划，而其意识形态家则将基于本国利益的“遏制”计划描述为正义事业。
不过，只有笨拙的意识形态家才会从整体上抹黑对手，因为“整体”描述不仅抽象，难以进入听众的感性和无意识层面，而且是一次打包完成的，因此只要这种整体描述出现一个漏洞，就会使整个描述失去可信度。
高明的意识形态家往往只去描述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而且彼此似乎无关的事，这就使他可以化整为零地持续地攻击对手，使对手穷于应付，拙于自辩，以此一点点削弱对手的道德合法性，在听众那里产生一种他所期望的心理“层积效应”。
在许多道德平庸的人身上，存在着一种心理倾向，即通过谴责他人的道德状况来显示自己的道德优越感。他越是道德平庸，就越有强烈的愿望来谴责他人。这也见于一般的反华主义者身上。有一位以反华著名的政坛要人在反驳二战受害国提出的道歉要求时说：西方各国也没有对其殖民史和侵略史表示忏悔，为何要求我们道歉？这种直言不讳的风格可能令其他反华主义者感到尴尬，因为它透露了一般反华主义者的真实道德水准。
